“慢节奏”久了，往往导致人们懒散，不太愿意追求进步——某种意义上，比起年的疫情，这更像是扬州之疫。——吾球商业地理
盐，谁都知道，是人类生活必须的物资。
春秋时齐国管仲就提出“官山海”政策，也就是实施盐铁专营。正是这一政策，让财富迅速积累到齐国君主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这也意味着，谁若能抓住这一物资，就像今天谁手里握着芯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硬科技，谁就能发大财。
某种意义上，吴王濞之所以能做强做大，并有叛乱的底气，正是他拥有了一片近海产盐地。在相当长时间隶属于扬州府的盐城，皆为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年）时，因“环城皆盐场”而得名。
与此同时，其所在的两淮盐场（因位于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而得名），面积广袤，向北与山东接壤，向南则与两浙交界。素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在《明史·食货志》上曾经记载：“淮南盐为煎盐，淮北盐为晒盐。”
正是这一盐场的存在，让扬州深得其利。在南北货于此中转交易的同时，它也成了盐业流通的重镇。它的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
一
元至元十四年（年），始置两淮盐运使司于扬州，管理两淮盐政。
元至正二十六年（年），朱元璋就在被剿灭的张士诚的地盘上设立了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设治于扬州府城。对朱元璋来说，控制两淮盐场，意味着就是有了统一全国的资本。
也正是在朱元璋手上，为了解决边疆的粮食供给，而开始实行“开中法”。也就是说，只要你把粮食等物资送到了指定地区，就可以换取政府发给的盐引，凭着这盐引再去盐场获取相应的食盐来销售。尽管军粮储运地点多在北部、西北、西南等边关重镇，而支取食盐的地方却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金钱成本，但是这里面蕴藏的厚利，还是让很多商人趋之若鹜。靠近边疆的晋商就此做大。
不过，年，明朝开始改变这一政策，准许盐商无须再运送军需到边疆，可直接用银两换取盐引，即所谓的“开中折色制”。这样一来，谁靠近盐场谁沾光。
到万历年间，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两淮盐法道袁世振创行“纲法”，“规定凡纲册上有名的商人世代继承食盐专卖，无名者不得行。”亦即一改以前的自愿交易制，而由政府特许的商人世袭承包盐引——特权造就垄断，垄断造就巨商。
优势一下子落在了徽商的头上。这个主要来自今天黄山地区，和扬州府同为南直隶（后为江南省）的商业群体，一开始并没那么有名，做的也只是山货、木材、茶叶，以及文房四宝之类的生意，但是靠近两淮盐场和江浙盐场，让他们在明朝成化以后逐渐进军盐业，并最终崛起为晋商之后的又一股重要力量。
扬州城的徽商，也因此成为了多年前全球最有钱的人。他们不仅独霸盐利，势力很大，而且几乎垄断了这里的典当业。
清代扬州戏曲家李斗（公元年-年）所著的《扬州画舫录》曾记载在扬州经商的著名徽商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81人。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
其中，身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的江春，更是“以布衣上交天子”，而折射出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乾隆下江南，都由其接待，每次都是无比铺成。为了迎驾，江春一人建造的楼廊、亭台就有座之多。
有这样的野史，说的是乾隆在扬州大虹园游玩时，曾感慨此园很像京城北海中的“琼岛春阴”，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喇嘛塔（现今白塔）。江春听闻之后，派人连夜运来盐包，并按照别人绘制的白塔模样，从而重新堆砌起了一座，远观丝毫看不出破绽。次日当乾隆再次经过那处美景时，不禁赞叹其建塔神速，白塔竟像是从天上飞来一般。
二
相比较喜欢过苦行僧式生活，有钱就攒起来，讲的是仕途经济的晋商，徽商在讲究向皇权“报效”的同时，多了很多“旨趣”的东西。
有专家看过很多讲扬州的古书，“里面谈论的通通都不是生活必需品，都是玩的东西。单说一样——千户生女当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花和戏，都是没有也不会死的东西。他们关心的就是现世的享受。”（《徽州盐商的扬州》，歙县论坛）所以，在徽商的带动下，扬州这个商业城市，又一跃成为巨大的消费城市。
在这一时期，扬州的饮食、园林、脂粉业等飞速发展。瘦西湖也在这时形成了基本格局。看到扬州学会会长韦明铧有过这样的评价：
盐商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山珍海味，于是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喜欢悠闲，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馆和澡堂。盐商喜欢逛妓院，妓女又好打扮，于是扬州出现了香粉业。
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扬州香粉就是汪礼珍的夫家谢馥春的香粉——汪礼珍正是扬州末代盐商汪氏家族第四代长女，而谢馥春在今天已经成为知名的国妆品牌。
年初，当我漫步在古运河旁边的东关古街，依旧能找到这家历史追溯到年的中国第一家化妆品企业的影迹。尽管馥园一副疏于整理的样子，但是院内的三株百年牡丹，还是向我们诉说当年的繁荣气象。
某种意义上，扬州得感谢这些徽商的到来，尤其是明末清初，扬州因战乱而被破坏殆尽，但在徽商的大力推动之下，很多“坏道”、“废桥”、“街肆”、“码头”皆得到较好的修缮管理，使得扬州城更加美丽多姿。
难怪近代人陈去病在《五石斋》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只是，这个世界从来都是祸福相依。在肥美的土地上，也会长出恶之花。
三
今天的扬州，还流传着“扬州瘦马”的故事。
瘦马非马，而是贫女。因为大多瘦弱，又弱小可欺，所以被称之为瘦马。当然，也有刻意“饿”出来的，以满足见惯丰乳肥臀的盐商的变态心理。
她们大多是在七八岁时，就被牙公牙婆或人口贩子买去，之后，等待她们的就是漫长的集中营式的魔鬼训练期。一开始被卖时，她们只值几文钱，等到被调教得琴棋书画样样不落时，她们就有可能值上个几千两银子。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荣幸”，一些被挑剩下的，往往会被送入烟花柳巷，秦淮河畔，最后成残花败柳，老无所依！
在这种暴利的投资的背后，无疑是一本女性的血泪史。她们的血泪，像那运河水，日夜不绝。
除了养瘦马之外，有钱的盐商还热衷于追逐“丑”。大姑娘大热天在脸上涂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比谁更丑些。一切都是因为，正常的都已经看腻了……
在改变价值观的同时，他们的存在，还让这个城市都变得懒散下来。
“徽商的到来改变了明初扬州之淳朴民风，使得扬州市民阶层以末作依附商家而占其余润，社会上游荡成性，积习成俗。”（《明清徽商与扬州文化》，梅丛兰，《景德镇高专学报(3)》）换句话说，跟着这些盐商，别人啃骨头，他们喝汤也能喝饱，他们干嘛要拼搏？！
正因为有大量无所事事的闲人，让扬州形成了“皮包水”（茶馆）和“水包皮”（澡堂）的社会风气。闲居茶肆，啜茗清谈，吃酒看牌打马吊，遂逐渐成了扬州人的普遍习惯。“慢节奏”自此成为这个城市的特征。
扬州人太爱打牌了，从《扬州画舫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的扬州人喜欢的是“马吊”，“马吊四十张，自空堂至于万万贯。十万贯以下，均易被攻。非谨练，鲜无误者。九文钱以上，皆以小为贵，至空堂而极，作者所以为贪者戒也。”
当年的潮女郎汪礼珍也不例外。94岁的时候，即使心脏装上了起搏器，依旧每天坚持锻炼、打牌、看书、练字，与往年无异。
如果审视年发生在扬州城的疫情，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在为当年的“盛况”买单。因为这年疫情的风暴，是从麻将馆蔓延开来。官方最初的数据显示，其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现来源，麻将馆暴露人员占64%！
自七岁就到扬州一住十三年的朱自清，可惜的是自己是客籍，父亲又是在外省当差事的时候多，所以对当地贤豪长者的雅事，“如访胜，吟诗，赌酒，书画名家，烹调佳味，我那时全没有份，也全不在行。”他对扬州的另一个印象就是“在中学的几年里，眼见所谓‘甩子团’横行无忌”。“‘甩子’是扬州方言，有时候指那些‘怯’的人，有时候指那些满不在乎的人。‘甩子团’不用说是后一类；他们多数是绅宦家子弟，仗着家里或者‘帮’里的势力，在各公共场所闹标劲，如看戏不买票，起哄等等，也有包揽词讼，调戏妇女的。”这样解释下来，感觉就跟我们身边的那些小混混有些相似。
大家都在混着度日，却不怕饿肚子。这种节奏对提倡的今天，倒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存在，但是“慢节奏”久了，往往导致人们懒散，不太愿意追求进步——某种意义上，比起年的疫情，这更像是扬州之疫——这种植根于灵魂的问题，容易让扬州在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有可能会措手不及。
四
更致命的是，靠盐和运河就能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干实业？
也就在盐商群体将大量资金注入非工业用途之时，出生于江苏海门（今属南通）的张謇，以状元的身份回乡下海创业，从年在南通的唐家闸创办了中国近代规模比较大的大生纱厂开始，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造了一城。其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多所学校。
根据《南通县图志》的记载，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因为张謇，这个弹丸小镇在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被赫然标出，与京沪同在。我们同样也很难想象，在初唐时还只是一个入海口处胡豆洲的通州，居然在清末民初率先进入了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与此同时，和扬州一样同为运河沿线城市的苏州、无锡，更是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年，曾和张謇一样同为状元的陆润庠受张之洞之命创建苏纶纱厂，它也成了苏州民族工商业的奠基石。
而在这一年的冬天，“无锡官绅杨宗瀚、杨宗濂弟兄创办了业勤纱厂。当时该厂“资本20万元，纱锭8千枚，商标为‘四海升平’，由杨宗瀚任经理，业勤纱厂的开办标志着无锡近代工厂的诞生。”（《无锡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及特点》，休闲读品）
人们更熟知的还有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年，他们在西门太保墩与朱仲甫合资筹建保兴面粉厂。三年后，该厂改名为茂新，并与福新面粉公司共同构成新中国成立前最大的私营面粉企业集团……
这些来自身边的活生生例子，让扬州的繁华变得有些面目可疑。
当那些盐商追逐着“乌纱帽”和“绣花鞋”时，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心思思考，万一这些泡沫破灭了，这个城市该怎么办？
事实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道光十八年（年），53岁的湖南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管帝国最重要的税赋重地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为了增加清政府的国库收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革除了此前由盐商垄断两淮地区盐业经营的做法，并下令只要有银子，都可以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史称票盐法。这让成于垄断的扬州盐商倍受打击。
而在此之前，接驾所带来的巨大成本，明面上高达万两白银的“捐纳”，还不算私底下为维持和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而送出的贿赂，或是勒索之资，让“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也招架不住，日益败落。最终在他死后，家族因交不起巨额罚款而惨遭抄家。这样的遭遇也预示着，这些盐商再风光无限，在朝廷眼里，依旧只是被圈养的猪、用过就扔的厕纸。
尽管韦明铧经过对浙江余姚诸氏盐商的考证，证明扬州盐商真正的衰败期，并非在清朝，而是在民国。但是，扬州却因此受到严重牵连。
更要命的是，大家都以为否极泰来，谁知伤害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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