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合肥晚报
每一个异乡，都是他人的故乡。你的乡愁里，有着他们生活在别处的足迹。无论遥远地方或是近在身边，那些人生行旅中的平凡瞬间，未必能被书写为传奇，却共同成就了真实妥帖的人间烟火。
1.
已是深秋，不辞万里迁徙而来的海鸥大约正在滇池边盘旋，但对我来说，去翠湖是这一天的不二选择。
对，就是汪曾祺的翠湖。他在《翠湖心影》中写道：
翠湖是一片湖，同时也是一条路。城中有湖，并不妨碍交通。湖之中，有一条很整齐的贯通南北的大路。从文林街、先生坡、府甬道，到华山南路、正义路，这是一条直达的捷径。——否则就要走翠湖东路或翠湖西路，那就绕远多了。昆明人特意来游翠湖的也有，不多。多数人只是从这里穿过。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地走过来，一进了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
这实在不是什么诱人的描述。这样一个面貌模糊的湖，论风光旖旎不如瘦西湖，谈人文蕴藏更不及西湖，甚至连名字都寻常得如同中国很多城市里都有的一个湖，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本地人清心解乏，而并非游人的上佳去处。
但翠湖确如他所言，对于昆明人不可或缺。去翠湖的交通非常便利，很多公交车都能直达。中午时分到达，眼前的翠湖是个热热闹闹的公园，堤边柳树依然绿着，湖水有没有当年那么“翠”不得而知，但人们经过这里，依然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一坐，四边看看，或者带着孙儿，买一枚糖果，逗一只猫咪。也有海鸥被翠湖吸引，停留下来小驻。翠湖，没有一点清高的姿态。
就像汪曾祺的文字，充满唯美的意境，而从来不脱离生活本身。
汪曾祺为翠湖代言，更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起，为西南联大代言，甚至不遗余力地为高邮咸蛋代言，他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一个理智的作者，也是一个好玩的老头，一个兴致勃勃的生活家。
西南联大是一座“传说中”的大学，那米粉摊上的教授，跑警报的师生，山里的课堂，煮莲子的同学，带着情书逃难的金岳霖，在草地上讲《离骚》的闻一多，至今还在电影里活色生香，让人向往着一个时代的智慧与精神。而既像师生又像父子的沈从文与汪曾祺，是我眼中西南联大的最佳文学代言人。出身乡土，历经摸爬滚打的“乡下人”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找到了最为自在的创作和教学体验，当然，也遇到了最理想的学生汪曾祺。
不如和他们一样，把翠湖当一条路，走开来去，很快便进入了一个联大遗风的聚集地。小街几条，绿阴如盖，全都叫着好听的名字，路牌上往往附加着“某某故居”的信息。不用刻意寻找，一条小巷走上去，便看见联大的另一位灵魂人物——闻一多的画像，旁边小亭子里有认真读报的老爷爷，在平凡的市井中与后人们宁静相对，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吧。
翠湖边的夜晚微凉，这座天空之城是亲近夜色的，当日联大所在地，今天是民谣歌手们的扎堆处，一样是急先锋，一样的青春无敌，或许，连月光也是一样的。
当代小说家毕飞宇在评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时说：“他有他顽固的文学诉求，那就是生活的基本面。在汪曾褀看来，这个基本面才是文学最为要紧的重大题材。具体一点说，那就是日常，那就是饮食男女。落实到《受戒》这篇小说，他的基本面就一个字，爱。这是人性的刚性需求，任何宏大的理由和历史境遇都不可阻拦。你要是想阻挡我，那我就一定要突破你。但是，这种突破不是鲁迅式的，它没有爆破，不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它是沈从文式的，当然也是汪曾褀式的，它是绵软的，低调的，它的基本器械与工具就是美。落实到小说的文本上，那就是两条，一，轻逸，二，唯美。汪曾褀写小说通常不做刚性处理，相反，他所作的是柔性处理。”
这个穿着围裙的“吃货”，在蛰伏多年后以一部清灵若水的《受戒》，以柔性的中国古典美学意境，力证了自己不曾改变的文学诉求。
翠湖，不只是一个湖，更是一条路。
2.
关于济南的记忆，像春日里白杨新叶上的一个个光斑，暖暖的，忽闪着。
去到济南，就为了阳光。“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老舍，《济南的冬天》）。冬日的大学课堂里，老师和学生们围坐一团抱怨，“都是被老舍的‘冬天’给骗来的。”老师，是十几年前的学生。从书本中走出来的冬日阳光硬是把一拨拨花样少年给骗了来。
济南是个山城，这大概就是它拥有好阳光的原因吧。站在教学楼八楼的窗前往外看，满眼都是山。寻常的山，叫着山们最寻常的名字——“燕子山”、“英雄山”、“五峰山”……淳朴，也的确其貌不扬。此时也许会有从山外来的一缕阳光射在玻璃上，为这座被重重屏障包围着的城市更添了几分暖意。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圆柱形的炉子，烘的就是很寻常的山芋，偏偏虚张声势，炉身上都用白色颜料写上了大大的“烤地瓜”三个字，底下还另注“济南名吃”。这一招着实欺生，几乎每一届的新生们在初到的那个冬天都用心地啃着“烤地瓜”当饭吃。如此温情的举动总会在逛过几次街后终止——从一条马路穿到另一条，只要是吃的，无论大、小、冷、热，全都美其名曰“济南名吃”。
同班的一个山东男生，居然来自莫言的高密庄。每当他背着旅行包说“我回家了”，我都禁不住要对着那歪歪斜斜的背影出会儿神。直到毕业前，他随临别赠言附赠一张“绝版”照片，我那神秘的高密庄从此便下凡成了一个呆若木鸡的男孩子和他家门前的一树桃花，还有收集在我的济南相簿里的最后一抹阳光。
“神秘的高密庄”情绪让我错过了精粹的济南。我爱慕着自己用所知的一点事与物“拼凑”出来的“虚”的济南，却不肯——或尽可能少地——贴近活色生香的“实”的济南。济南的味道，在活着的市井气息里。老人和善的笑脸，小孩子满口清脆的山东话，进进出出在那一条条深长的街巷里，浸润了多少岁月沧桑的人情味儿纯净依然、愈加厚重。曾在冬日的街头不小心跌跤，片刻工夫就有几位大姐奔跑过来将我扶起。她们的面容未等我细看便又四散而去，但这一件小事是终生也难忘的了。
好在学校附近有个洪家楼菜市，隔三岔五就要去兜上一圈。几分钟就可从头走到尾的小菜市，蔬菜和水果平淡无奇，却陈列出了济南。有青青白白、粗得惊人的大葱，有烤地瓜和厚厚的大饼，有肩宽背阔的红脸汉子，这方寸之地上，还时不时地收留些东奔西走的异乡人。“洪家楼话”里有四川话、皖北话，当然还有山东话的各个分支，与学生们的浙江话、广东话甚至日韩口音的中文拉着家常。经常在黄昏时路过洪家楼，喜欢静静地看那一张张风尘刻画的面庞，欣赏他们安心而自足地守着落脚地方的日出与日落，像极了这个城市。
偶然地，在一份外地的报纸上看到忆济南的文章。作者和济南的关系，与我相仿。一样的，在山与阳光的庇护下安静地读了四年书，然后选择了离去。读过后自己心上也涌出这许多的闲话。我知道我的年纪还不够怀旧的资格，只是此时的闲话未必在将来的某个可以怀旧的彼时还能再想起，于是记下这些浮泛的光影。
3.
起初，它的确不太像一条街，而是人人见惯见熟的社区。
它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刚搬来的时候，它的一边是公园，另一边是一个从北到南分布着三个单位的办公区和宿舍区的大院，它和院子的外墙一样长。第二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在“家庭住址”一栏填上“马鞍山路”，而周围同窗心目中比较有名气的路是长江路和淮河路。当时我想，热热闹闹的、有很多商店的路才能有名气吧，而我们的这条路，一边是个默不作声的公园，另一边住着些不怎么时髦的人。
从人的层面说，这条街基本就等同于这个院子了。它没有商业，在当时也非交通要道，因而在路面上来来往往着的大多是住在这院子里的人，公园里踱着步子打着太极的，也少有远道而来的。甚至沿着河走下去，也一路要不停地打着招呼。男人出门时戴着黑框眼镜骑着自行车，回来时前面筐子里有了青菜或报纸，在机关里上班的女人们总是得体地穿着短袖衬衣和束腰半裙，一言一行绝少风风火火，她们暗暗攀比的是小孩的学习成绩。但率先“冲破”了生活区之间的界限的，恰恰是她们的孩子们。
几乎每个小孩都是社交天才，在一块儿玩过一次沙，上过一次树，就混熟了，刚刚还不认识的两个人，到了各自被拎回家的时候已经依依不舍。是我们先快速厮混到一起，大人们才慢慢相识的。
最早住的是有天井的小院，院子里有前任主人留下的金银花，夏天时清香会被风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放学早的日子，我和姐姐可以在屋子里闷上一整个下午，原因无他——后面的院子直通一片小树林，树林里有很多让我们着迷的东西，我们轮流着去采摘回来，细细把玩。最抢手的是一种黄色的小花，花瓣的底部有胶质的黏液，把花萼拔掉，就是花形大小正合适的一枚耳钉，当然，这美丽的耳钉总是戴着戴着就不知遗失在哪里了。还有一种样子已模糊的树，仿佛是挂满了翡翠的。我们就这样用纯天然出品的饰物打扮着自己，互相帮忙，消磨掉很多个晴暖的下午。
似乎只是一夜之间，这条路就“长”成了这座城市最长的“街”之一。在最尽头的地方可以看见巢湖，那儿也有一片小森林。白天里它和别的街别无二致，重复着每日的运作，但只要夜色升起，它立时变回宁馨的百草园，在夜晚它很安静，宽阔的路面两旁疏松分布着的咖啡店、体育馆、大学和酒吧，漫不经心地忽明忽暗着。春天的晚上，我喜欢站在窗前看下面一对一对情侣走过，在暖黄的路灯下，每一次娇嗔、争执或是无声牵手，都是电影里常有的画面。
我自己对兴趣点进行了广泛开发。比如，用我的相机记录包河四季的植被，留心亚明艺术馆的最近展讯，暮春时看白色的蔷薇挂在它门前的栅栏上。偶然还认识了在里面工作的朋友，有时路过，看见他高高大大地坐在茶色的玻璃门里，看一本不知什么刊物，本来平常的一个人，此刻竟无比优雅出众。有时，艺术馆会短暂地成为孩子们的天地，与那稚嫩的琴声相应和的，是河尾小岛上每天按时上下班的悠然笛声。
写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条街至今还在给我提供丰富的作文素材，依然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没有与灵魂相涉的深刻，有的只是些零星回忆和温情，但这微微的温度是如此让人舒适而依恋。
□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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